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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學心靈與知識生產的當代使命 ——訪北師大文學院教授方維規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 張娓  朱羿  2021年09月28日07:47

    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方維規教授多年致力于文史哲領域的跨學科研究,相關成果在比較文學、文學社會學、概念史、海外漢學等多個學術領域產生了廣泛影響。無論是“比較文學形象學”,還是近年來備受關注的“概念史”研究方法,都是他首先介紹到中國的。尤其是在概念史研究領域,方維規是中國大陸公認的概念史研究重要奠基人之一,在海外被視為東亞概念史研究的領軍人物之一。除了《西方與中國:西學在晚清中國的傳播》《20世紀德國文學思想論稿》等有分量的專著外,他還主持或參與了諸多中西文學研究項目。2021年,方維規教授當選歐洲科學院院士(“文學與戲劇”學部)。為進一步了解方維規教授的教學成就及學術理念,近日記者采訪了他。

    初遇:文學心靈的啟蒙

    《中國社會科學報》:在馬修·阿諾德看來,文學有著“世界上最好的思想和最佳表述”。在很多人心目中,小說、戲劇、詩歌等文學作品常被看作一個民族和國家的成就,文學在公共文化生活中好像有著特殊地位。那么,您走上文學研究之路的總體感受是什么?

    方維規:這要從我早就有的文學興趣說起,與我的成長經歷有關。1971年,我被保送進入上海外國語大學附屬中學。在那個年代,上外附中是一所很特殊的學校,當時沒有重點學校之說,上外附中是上海人心目中唯一的尖子學校,入校后我被分配在德語班。這個學校文科相對較強,學校的老師可以說是上海一流的。學習內容也很廣泛,語文課上也有不少古漢語內容,這在當時并不多見。

    在校期間,我認真研讀了《牛虻》《安娜·卡列尼娜》等外國小說。在那個年代,外國小說中的很多內容都是中國小說中看不到的,著實讓人感興趣。這大概就是我文學研究的起點吧。

    1977年,我考入上海外國語大學德語系,除了學習德國文學史課程外,也讀德國文學作品。通過考試,我在大三時便提前畢業留校了。當時除了教書,科研是無從說起的。我先在《外國文藝》《外國文學》《當代外國文學》等當時比較知名的雜志發表了七八篇德語文學作品譯作。真正開始做文學研究,是在讀研之后了。也是在讀研的時候,我翻譯了我后來的博士生導師狄澤林克的《比較文學導論》。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當選歐洲科學院院士,這意味著您在文學研究領域可以與歐洲同行平等對話。您在哪方面的成就獲得了他們的認可和敬重?

    方維規:其實在西方學界,同行是不太在乎人種和國籍的,覺得研究水平高就認可。這讓我想起很久以前寫過一篇隨筆中說的一個問題,也就是過分推崇外國專家及其研究成果的問題:作為海外漢學的直接參與者之一,我跟不少漢學家都很熟,了解彼此的學術興趣和水平。我不否認西方漢學所取得的成就,但很多研究也是很一般的。而在中國,學術會議的座次和論文在刊物中的位置等,不見得緣于禮儀之邦的習俗。當然,會議和會議不同,我曾以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為平臺,召集和主持召開了五屆“思想與方法”國際高端對話暨學術論壇。每次會議邀請近20位相關領域的國內外頂級專家,每次聽眾卻有好幾百人。這也可以用來解釋“認可問題”。這個系列會議邀請了很多國際上名聲很大的學者,能來的都來了,這不就是認可嗎?我還可以舉另外一個例子來說這個認可問題:在西方學界,假如某個知名學者要編一本書,請你寫一篇文章或一個章節,這當然就是認可,他或許還會考慮你是否得到他人的認可。他是不會隨便請人寫的,這關系到他的學術眼光,不能輕率行事。

    轉進:學思軌跡的層疊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特別注重文史哲領域的跨學科研究,那么,在文學這種意向型學科中開展跨學科研究很重要嗎?對文學學科發展有什么意義?

    方維規:我做的研究比較雜,也可以說是跨學科研究。剛才說的“思想與方法”會議,其實也是跨學科研究的嘗試。這或許緣于我的求學之旅。在德國大學讀書,只學文學或只學歷史或其他單一的學科,那是畢不了業的。一般至少要學兩個專業,這是教育體制的硬性規定。我的學術旨趣確實橫跨不少專業,從我十多年來所做的研究看,從事的常常是跨學科研究,但主要是在文學與歷史之間穿行,哲學則是許多研究的應有之題。近幾年來,外出開會好像更多的是到史學界取經。不久將在《近代史研究》上發表一篇比較長的文章,題目是《概念史與歷史時間理論》,主要涉及歷史或歷史哲學,還有現代性理論等問題。

    說到文學或文學理論研究的跨學科問題,或許可以說,文學理論總是身處理論研究的前沿,其他理論也時常會涉及文學?;蛘哒f,其他學科的理論常被用來闡釋文學。就國際學界晚近的走向而言,探討理論問題的鮮明特色之一,是對跨學科理念的思考??鐚W科本身是一種方法,很少拘囿于純粹的理論。那些大的理論家,哪個是純粹做文學理論的?或者說,哪個不通歷史或哲學?當然還有文論家對其他學科感興趣。

    跨學科而又以某個學科為重心,既在其內又在其外,但是邊界時常很模糊,這是當今常見現象。舉一個例子:我在巴黎高師作過一次演講,講的是文化傳輸問題。當時我感到很意外,該校好多不同專業的學者來聽。給我留下很深印象的是,他們在我演講結束后非常認真坦誠地參與討論,不少有洞見的觀點對我很有幫助。我想,這是比較理想的跨學科交流和討論的氛圍。遺憾的是,這樣的學術氛圍在我們這里還比較少見。少數有組織的跨學科討論,參與的學者大都比較客氣,通常缺少真正深入的交流和對話。

    先前,許多研究都以學科自重,人們強調各學科之迥異的學術話語,哲學話語不同于社會學話語,史學話語不同于文學批評話語,對學科之外的學術進展知之甚少,這便導致跨學科問題和命題的不斷提出,但真正落實的并不多見。雖然大家都覺得跨學科重要,但對什么是跨學科、如何跨學科,很多人的理解似乎還不夠深入。重要的是,如何超越學科界限,達成視野的融合,以整全的眼光來把握問題的核心,而不是不同方法的簡單疊加。

    人文科學屬于軟科學,有人甚至不把它看作真正的科學,時常給人虛無縹緲之感。說到“虛無縹緲”,我有時就在課堂上這么形容中國當代的一些文論?!疤摕o縹緲”是理論本不該有卻很常有的特點,這就會讓人產生故弄玄虛之感。因此,注重事實、言之有物就顯得尤為重要。我就用概念史方法寫過一些文學研究方面的論文,比如“跨文化”“沙龍”“(西方)文學”“世界文學”“光暈”等。做得好不好,當然得由讀者來評判。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是中國概念史研究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作為舶來品,概念史的內涵與外延是什么?

    方維規:近些年知道概念史的人好像越來越多了,大有成為一門顯學的跡象。概念史不是一個學科,而是一種研究問題的方法,就像闡釋學、話語分析等方法一樣。目前,在中國從事概念史研究的人為數不多。對大多數人來說,認識還是模糊的,比如不少人或許會說方維規是做詞語的,這當然是外行話。概念史不只關乎詞匯史,但詞匯肯定是一個切入點,概念史研究都得先從那些表述政治和社會重要事實的詞語入手。我們一定要區分語言史和概念史:語言史分析詞語,概念史探討概念,概念史是另一種做思想史研究的路徑。

    這其實涉及概念史的定義,而我不太喜歡定義,這也是我在課堂上常說的,希望學生不要迷信定義,那往往是應試用的。在人文科學中,對于一個事物常會有多種定義,不同上下文中有不同的定義。比如我最近出的一本小書,叫《什么是概念史》,不少地方都有對概念史的界說。

    概念史研究方案依托于兩個理論前提:其一是歷史沉淀于特定概念,并在概念中得到表述和闡釋。沒有概念便無法講述歷史,比如講述法國大革命,或者百年前的新文化運動或五四運動,這就離不開特定概念,甚至可用兩三個關鍵概念來歸納。其二是這些概念本身有其歷史,走過不同的歷史時期,比如“民主”,中國古代就有這個詞,“民主”是皇帝,即“民之主”;而到了19世紀,中國人用“民主”翻譯西方的“democracy”的時候,將之轉義為人民作主的“民主之”。而在19世紀很長一段歷史時期,“民主”一詞既可能是“democracy”的漢譯,也可能是“republic”(共和)的譯詞,體現出時人對這兩個西方概念的理解和闡釋。概念史既審視語言符號的形式,又探究它們的語義和作用,并在這兩個層面上描述和勾勒一個概念的常態、斷裂及其變化。通過對語言表述之意義變化的分析,讓人領悟過去時代的實際經驗與社會形態及其變化的關系,為史學研究提供一種范式。這應該就是概念史的內涵。

    關于概念史的外延問題,我們或許可以從概念史方法的運用可能性來談。我們知道,概念史是“德國貨”,也就是所謂的舶來品。這種研究方案強調思想史與社會史的結合,是一種依托于可信史料的思想史闡釋模式,具有很強的包容度和跨學科性:它依托于不同學科的知識進行研究,又以自己的特長來豐富不同學科,這就使其外延或用武之地頗為寬闊。我剛才說的用概念史方法研究文學概念,很能說明這一點。

    譯蹤:辨識中的省察

    《中國社會科學報》:1986—2006年,您在德國學習和工作,在不少領域卓有成就。您已經出版了德語著作五部,中文專著七部,編著四種,譯作四部,發表論文百余篇。關于翻譯,您在《中國翻譯重災區》一文中說,翻譯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它可以傳播思想,亦可以“擾亂試聽”。作為一名學者,您認為什么樣的譯文才是好的譯文?

    方維規:《中國翻譯重災區》這篇文章,網上傳得比較多,很多人都知道。所謂“重災區”,是指西方理論著作的中文翻譯。那是10年前寫的,話說得比較狠,現在的狀況應該有所好轉,我看到不少年輕譯者譯的東西,還是很不錯的。不過,文章中的不少觀點,或許還沒有過時。

    上過我課的學生都知道我的一個說法,有些同事也知道:就語言本身而言,西方那些大思想家寫出來的每一句話都是清楚明白的。至于其中深意,那是另外一回事兒。如果你怎么也讀不懂他們說的話,肯定是翻譯出了問題。所以,我讓學生別折磨自己:閱讀西方論著的中譯本,看不懂的地方就跳過去,再跳過去,跳多了跳累了,這本書就不用看了。需要跳過一些句子甚至段落,原因很簡單:譯者本人都沒弄懂,你怎能看懂呢?這樣的譯文肯定不是好譯文。

    關于“擾亂試聽”,我們有時會碰到一種情況,即對同一段外語文字,漢語中有兩種不同的譯法,我說的是內容層面上的不同。不同的譯文,特別是意思相差的譯文,必然會導致譯文與原文的背離,在內容上相去甚遠,直接影響文本解讀和對問題的看法,引發不同的問題意識,令人產生不同的聯想。正好我有一篇短文這兩天剛發表,那是我將要出版的一本小書《“世界文學”推原》的“自序”,單獨發表時的標題是《世界文學:馬克思、恩格斯觀點的用途與濫用》,文中說的一個問題就跟翻譯有關,有興趣的可以讀一讀。

    什么樣的譯文才是好的譯文?這時我馬上想到讀書時就讀過的傅雷譯的法國小說,還有他譯的《藝術哲學》那樣的理論著作,當然就是好譯文。我還會想到嚴復說的信、達、雅,但做起來不容易,我時常強調有些東西是不可譯的。但是為了文化交流,不得不譯。我認為好的譯文是由譯者各方面的功底決定的,別無他法。

    《中國社會科學報》:從事翻譯工作有多種原因,有的是純粹為了翻譯,有的是為了進行學術研究而進行翻譯。結合您的翻譯實際,該如何看待譯文與學術研究之間的關系?

    方維規:我曾做過翻譯,早期是為翻譯而翻譯,后來逐漸走向學術,也就是為學術而翻譯。我寫文章經常參考西方文獻,會做一些零星的翻譯,也就是我所需要的小段文字。假如已有中譯本,有時我會采用。時常碰到不盡如人意的中譯本,那就得自己譯。我編的《文學社會學新編》,其中約三分之一的經典文本是為這本書而譯的,這其中又有約一半是首次譯介到中國。學術研究采納、借鑒或者批駁外國人的觀點,這就需要翻譯,這就是我所理解的二者之間的關系。

    我認為,好的譯文是由譯者各方面的功底決定的,而不盡如人意甚至很糟糕的譯文也是因為缺乏功底。有些譯文之所以譯得不好,很可能是譯者把雙語辭書翻了又翻,花了很大的力氣,太累了,所以譯文也會讓讀者覺得累。很多意思是雙語辭書中見不到的,何況我們有些雙語辭書本身是有問題的。另外,原文的許多細微之處更是難以把握。當然還有歷史知識,或曰一個詞的歷史語義。比如,大家都知道歌德的名著《詩與真》,或者狄爾泰的名著《體驗與詩》,我說的是中譯本,兩部著作的標題中都有“詩”,德語中也都有“Dichtung”字樣。歌德是在論詩嗎?狄爾泰是在論詩嗎?我不知道是否有人問過這個問題。還有席勒那篇名文《論素樸的詩和感傷的詩》。那是需要知道一二百年前德語的“Dichtung”“Poesie”“Literatur”的含義才能弄懂的。我在這里只是拋出這個話題,很可能會寫一篇小文章,但這不是小問題。就這一個譯詞,很多經典著作中譯本中的不少句子讓人看不懂。

    回返:思潮興替中的期許

    《中國社會科學報》:中國古代有著燦爛的文學經典,立足今天的語境,我們如何挖掘其內在價值?

    方維規:在海外漢學這一塊,外國人曾經做過很多這方面的研究,這也讓我有機會接觸相關問題。比如我前不久剛寫完的一篇文章,題目是《語言的規定性》,也就是語言所具有的表達可能性,這就涉及古漢語或漢字與中國古代文學的關系。早先研究中國文學的外國學者,不少人認為漢語漢字更適合于直觀的形象思維。并且,漢字的特殊構造與古代中國文學之簡約、樸素的語言表達方式,不僅對文體和風格產生了深刻影響,亦關乎中國人的審美意識和審美習慣。一百多年前有一個德國學者做過一個很有意思的比較:在德國,讀過中世紀的《尼伯龍根之歌》或者宗教史詩《救世主》原文的人肯定不多;而在中國,稍微知書識字的人都能背誦《詩經》這部已有3000年歷史的作品。這不僅能夠讓人看到我們燦爛的古代文學經典,而且還能體會到其強有力地在當下的延續。

    現在很多中國學者喜歡談論“本真的”研究,也就是“我們的”“中國的”,而我覺得“我的”更重要。每人都做出“我的”東西,才會有特色,才可能百花齊放。講好中國故事,首先要不斷提高并完善自身的研究水平,水平高,做得好,就會有人替我們講故事,比如伊格爾頓或者德里達的文學理論,文論界天天在講他們的故事。我想強調的是“世界”和“交流”,學術研究要獲得長足的發展,就要積極與世界學術接軌,而不是帶著非學術的目的做學術,如此才能做出讓世界認可的東西。如果人家經常征引我們的研究成果,這不就是中國的驕傲嗎?正如中國健兒在東京奧運會上的表現,也是同一個道理:拿出實力,讓人稱羨!

    《中國社會科學報》:早在1993年,德國文學理論家、經驗主義文學研究的倡導者施密特就宣稱,文學研究要么成為文化研究的一部分,要么將被完全邊緣化。您認為中德文學研究有哪些異同及互相借鑒之處?中國文學研究的現狀及亟待解決的問題又有哪些?

    方維規:施密特說的東西,只是一家之言。關于中德文學研究的異同,我們或許可以考察中德做同一個課題的兩個人之間的異同,論總體是很難的。不過,我大概可以說,在哲學化的文學研究和批評方面,中德好像有點區別,也就是哲學性問題。另外,同文學一樣,無論是批評還是研究,假如從業者既不是為自己而寫,也不是為讀者而寫,那它產生以后便已失去生命,至少是短命的。我反對學術上的一窩蜂、大躍進。

    就我所在的文藝學專業而言,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或許比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譯介西方文學理論都要多,給文論教學和研究帶來很大變化。我們的學者或碩博研究生對西方哲學的興趣,甚至不亞于專攻哲學的學者和學生,當然肯定沒有他們研究得深入。我們的研究生或許比西方在校生更了解他們那里的理論,這也為碩博論文提供了許多論題。然而這些年來,我發現他們的論文開題越來越難,再多的理論也不夠中國的碩博大軍來研究。就宏觀層面而言,這里存在引進理論的張力問題。我所理解的張力,是理論的運用可能性,思考方式的改變或引發新的思考方式,而我們做得比較多的還只是理論的轉述。再加上學生真正用在論文寫作上的時間還遠遠不夠,或者原先的論文設計就有問題,為開題而開題,最后寫起來就更難了。

    《中國社會科學報》:針對這些現象及存在的問題,您目前還有哪些正在開展的項目或者從事的研究?

    方維規:我前面說過,我做的東西比較雜,而且總覺得有做不完的事情。做不完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常有人來約稿,有時還不是一個學科的。從一個學科到另一個學科,不但手頭干的活斷斷續續的,還得小心翼翼地做,怕專家們笑話,好在文史哲很多方面是相通的?,F在好多從事某個領域研究的人喜歡做小叢書,拿一個你原來做過的論題讓你寫,本來就是比較難的論題,他叫你寫得通俗點,而且還要有較大的篇幅,這就不敢多允諾了。

    當然,我目前最感興趣的還是概念史研究,不時會發現有些學者對某個問題一知半解甚至以訛傳訛的現象,概念不清的現象時??梢?,比如剛才說的德語“Dichtung”能不能譯成“詩”的問題。對于這些問題,我自己寫文章的時候就不得不辨析一下,否則沒法往下寫。我上課從來就是讀自己正在寫或將要發表的文章,邊讀邊講解,概念辨析便是其中一環。

    我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西方早期中國文學史纂及其影響研究”還在進行中,馬上收尾了。還有我籌劃已久的“形象學”譯文集,參與翻譯的人比較多,現在快做完了,希望不久能面世。另外,還有外國人編的兩本書的約稿,也正在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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