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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王堯:我和我筆下的人物生活在一起
    來源:三峽晚報 | 馮漢斌  2021年08月27日07:30
    關鍵詞:王堯 《民謠》

    王堯,蘇州大學文學院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蘇州大學學術委員會主任,兼任江蘇省作協副主席等。主要學術著作有《中國當代散文史》《“思想事件”的修辭》《新時期文學口述史》《王堯文學評論選》等,主編“新人文”對話錄、《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大系》等,另有長篇小說《民謠》、散文隨筆集《紙上的知識分子》《時代與肖像》等,先后在《讀書》《南方周末》《收獲》《鐘山》等開設散文專欄,曾獲第七屆魯迅文學獎理論批評獎。

     

    江蘇省作協副主席、蘇州大學文學院教授王堯,是一位在國內持續活躍的文學評論家,在文學與思想文化諸方面都有獨到的見解,對汪曾祺、莫言、賈平凹、閻連科和蘇童等著名作家都有專門而精深的研究,曾獲第七屆魯迅文學獎理論批評獎。但在文學評論之外,具有廣闊視野和豐富閱歷的王堯先生,更寧愿是一位學者和作家,他常常會關注那些別人忽略的學術領域,比如前幾年在湖北省圖書館,他專門為武漢讀者作了一場1938年武漢淪陷前文人西遷情況的演講,很多資料都是其下功夫發掘出來的,而去年年末,他的首部長篇小說《民謠》一經《收獲》雜志刊出,即引發熱讀,隨后入選2020收獲文學榜長篇小說榜等多種年度榜單,有專家稱《民謠》像金宇澄《繁花》一樣,是典型南方寫作的范本案例,而從《民謠》出發,“王堯已獲得一個真正漢語之子的地位?!?/p>

    在這個眾聲喧嘩的網絡時代,讀書還那么重要嗎?寫作從內容到方式都需要變革嗎? 《民謠》之后,他還會不會在小說之路上走得更遠?宜昌大撤退還有哪些文化細節?8月19日,帶著這些問題,記者對王堯教授進行了專訪。

    《民謠》是我二十年前就開始動筆寫作的小說

    三峽晚報:去年末,《收獲》雜志推出了您的首部長篇小說《民謠》,今年譯林出版社還出了單行本。這是一部關乎成長和心靈的小說,請說說寫作之緣起?這是否意味著您個人寫作從此“出圈”而在文學創作之路上變得一發不可收?

    王堯:《民謠》是我二十年前就開始動筆寫作的小說。在完成之前,一些朋友讀過其中的片段。去年春節后新冠疫情突發,我也困守家中,于是恢復了這部小說的寫作。斷斷續續寫作這么多年,除了沒有相對集中的時間外,主要是我還沒有想清楚我寫作中的一些問題。小說的結構是開始寫作時就確定的,但人物、故事需要展開。和許多人一樣,我在青少年也有作家的夢想,這是最簡單的夢想。后來讀大學中文系,逐漸走上學術研究的道路,是研究創作而不是自己去創作。但在治學的過程中,我一直無法壓抑自己的感性和想象,在沒有寫小說時,我始終在寫散文,這讓我保持了比較好的語言狀態,以及作為一個寫作者體驗、想象世界的方式。這種方式和學術方式是不一樣的。就此而言,我寫作小說并非“意外事件”。學術研究中,我長期關注的問題之一是“我”與“歷史”的關系,或者說“我們”的“來龍去脈”?!睹裰{》同樣是關注這個問題,因而它是一部關乎成長和心靈的小說,但成長和心靈始終在歷史之中。就我個人而言,不存在“出圈”的問題。我知道,文學的邊界很多,學者或批評家寫出優秀小說者不是很多。如果還有故事、思想、形式和語言的誘惑,我會繼續寫作小說。

    1938年的宜昌,如許多人所說,就是“中國的敦刻爾克”

    三峽晚報:讓我們稍微回望一下,2018年您與閻連科聯袂在武漢參加“文學秋講”活動,在省圖,我聽了一堂您的演講,主題是“一九三八年的生與死——武漢淪陷前的文人生活”,為什么會關注這個話題?

    王堯:2018年武漢“秋講”,是我這幾年參加的重要文學活動之一。我和閻連科在早幾年曾經一起應日本現代中國文學研究學會的邀請,去日本幾所大學演講。我們在一起談論比較多的是小說的新的可能性、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現代中國與東亞與世界等。我受到閻連科很多啟發,其中之一是我在去年郁達夫小說獎審讀會上提出了“小說革命”的主張。那一年在湖北省圖書館的演講,與我一段時間的研究和寫作有關。2013年8月我受邀參加日本愛知大學召開的“大分裂時代的敘事”國際學術會議,我在會議上的主題演講就是好討論關于“陪都”重慶的歷史敘事問題。此后我比較多的關注抗戰時期重慶、武漢、昆明的知識分子,2018年在《收獲》雜志開設了“滄海文心”專欄,寫上世紀40年代重慶的文化人;2019年在《鐘山》開設“日常的弦歌”專欄,寫西南聯大知識分子。在武漢“秋講”時,我還處于“戰時”狀態,覺得自己仿佛在武漢、在宜昌、在重慶、在昆明,我和我筆下的人物生活在一起??箲饡r期投身民族救亡的知識分子,仍然是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的楷模,我感嘆的是比起他們,我們慚愧得很。為了寫作“滄海文心”,我專門到過武漢,尋找老舍他們的足跡。在省圖講“一九三八年的生與死”,我是向武漢,向當年英勇抗戰的人們表達自己的敬意。

    三峽晚報:事實上,1938年武漢淪陷前,很多文人是經過宜昌中轉入川的,他們構成中國抗戰史上著名的“宜昌大撤退”的一部分。這些作家包括胡風、老舍、吳祖光等,還有到宜昌后因為買不到船票滯留多日的葉圣陶和懷著身孕在宜昌碼頭摔了一跤的蕭紅。您對宜昌大撤退中的文人有過關注嗎?我們今天如何從他們那代作家中汲取精神資源?

    王堯:前些日子在看《敦刻爾克行動》時,我自然而然想起宜昌。1938年的宜昌,如許多人所說,就是“中國的敦刻爾克”。我沒有深入研究過“宜昌大撤退”,在寫作“滄海文心”時閱讀過一些相關文獻。很多年前,我在美國訪問,與一位老朋友重逢,他的父母親和蕭紅很熟悉,端木離開武漢時,蕭紅在他們家逗留過。那時的一張船票太緊張了,老舍好像是7月30日和文協的幾位離開武漢,在宜昌得到船票入川的。葉圣陶先生在宜昌等船票,住在江輪改造的旅店,曾作《宜昌雜詩》,其一:“下游到客日盈千,逆旅麇居待入川。種種方音如鼎沸,俱言上水苦無船?!碑敃r,流離失所、淪落他鄉的不僅是知識分子。我們今天重讀那段歷史,仍然需要銘記他們的精神、氣節、大義和對文化的守護與創造。關于這段歷史,已經有各種體裁的敘述,我覺得相對于這段歷史的重要性,我們今天的相關寫作還是不夠的。歷史的許多場景、瞬間以及隱藏其中的人性、精神還需要用大手筆呈現。我經常想到的一個問題是,如果生活在那個年代,我會如何選擇?

    我們喜歡汪曾祺,但不要神化汪曾祺

    三峽晚報:您曾撰寫過《中國當代散文史》,還先后寫有《詢問美文》《把吳鉤看了》等散文著作。散文體裁有著可觀的作者群和龐大的讀者群,您覺得散文寫作的要義是什么?有哪些寫作上的誤區?

    王堯:上世紀九十年代之前,我一直在研究散文。我自己提出的命題是:散文是知識分子思想與情感最為樸素的存在方式。這里的“知識分子”也可以換成“寫作者”。散文寫作的難處是找到自己觀察、體驗和敘述生活的獨特方式,如果以此考量,我們就會發現散文寫作的誤區就在于寫作者不在意這種獨特方式。魯迅、周作人、郁達夫、朱自清等關于現代散文有許多精辟的論述,后來者沒有超過他們。所以,我主張散文寫作者,還是要讀些經典論述。當然,我們的寫作處于百年未有之變局中,散文寫作同樣需要有變革。

    三峽晚報:您曾以一篇評論汪曾祺的文章,獲得魯迅文學獎,汪曾祺在國內有大量的文學粉絲。作為他的同鄉,您覺得汪曾祺對當代文學的意義體現在哪些方面?如果一位散文作者想從汪曾祺這里學習寫作的秘密,您覺得其中的密碼是什么?

    王堯:我其實不是研究汪曾祺先生的專家。但從讀書時候開始,我就特別喜歡汪曾祺先生的文字,可能是最早把汪曾祺散文寫進中國當代散文史的研究者。在中國當代作家中,汪曾祺是最早被經典化的作家之一,這是有其原因的。汪曾祺在文化斷裂之后重新寫作,幾乎是一鳴驚人。他傳承了沈從文、廢名一脈,又連接中國文學傳統,在語言、文體方面的自覺和創造一時無人比擬。這樣的特點成全了汪曾祺,同樣也在一定程度上束縛了汪曾祺,他晚年的創作也有許多疲憊和虛弱之處。所以我們喜歡汪曾祺,但不要神化汪曾祺。一個優秀作家的成就和境界,很難拆分開來。如果說,我們要學汪,我覺得我們在寫作中需要把自己的信仰、人格、襟懷、性靈、世界觀等融合在自己的語言之中。

    三峽晚報:您與莫言、賈平凹等作家互動很多,您覺得他們在寫作上有哪些共同之處,又有哪些獨特性?如果中國作家再次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最有可能者是誰?

    王堯:因為職業的原因,或許也與秉性有關,我和你說到的這幾位作家,還有你沒有提到的一些作家,一直保持比較好的互動。因為他們的創作,中國當代文學這四十余年才會如此豐富多彩。當然,見仁見智,不同的批評家對他們創作的評價或有不同意見,但我們還是需要多理解和尊重他們的創作。這批作家對文學懷有特別的信仰,他們一直在努力創造自己的文學世界。我稱他們為“漢語之子”,我也夢想成為“漢語之子”。我無法預測誰是下位獲諾獎的中國作家,但我知道賈平凹、余華等作家在海外長期受到關注,他們的影響力遠遠超出我們的想象。

    我們是閱讀中長大的,是在寫作中成為自己的

    三峽晚報:您一直倡導讀書,也是最早寫書話體散文的當代學者之一,您怎樣保持寫作與閱讀之間的平衡?正在讀哪幾本書?您一讀再讀的書都有哪些?最近有什么寫作計劃?

    王堯:讀書和寫作,在我是從興趣到職業再到一種生活方式。寫書話體散文其實只是想讓文學與讀者有更直接的聯系,敞開書齋,打開書本。我經歷過無書可讀的年代,所以先天不足。我不知道有什么比有書可讀且自由閱讀更幸福的事情。能不能寫作并取得成就,這是不可控的;但閱讀的主動權在自己,你只要想讀書、認真讀書,你就會有收獲。從事文學研究或寫作,閱讀可能是職業性的,但又特別要防止職業閱讀對自己的限制。如果閱讀能夠激發你的思維、想象,你就可能進入寫作狀態,不需要特別處理閱讀和寫作的關系。我們是閱讀中長大的,是在寫作中成為自己的。文史哲的經典是我一讀再讀的書,我也關注和閱讀當下出版的好書。我最近在讀的是一些方志,這與我最近的虛構寫作有關。

    好像有句話說:計劃比不上變化。我不斷有寫作計劃又不斷調整,對此,我經常自嘲是個有創作沖動的人。困擾我的很多問題,是約稿太多,我基本處于完成約稿的狀態中,而且時常拖稿。我現在的計劃之一是一段時間內不寫文學評論,處于小說寫作中的人再寫評論,話語沖突很明顯。我一直想用不同的方式寫作文學史,已經完成的是口述史,正在研究和寫作的是敘事體和論述體文學史。已經有朋友在問我,是不是已經開始第二部長篇小說的寫作,我自己不知道怎么回答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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