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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家茹志鵑文學寫作的要訣
    來源:文學報(微信公眾號) | 茹志鵑  彥火   2021年08月24日07:27

    原標題:這篇三十年后才發現面世的訪問記里,有作家茹志鵑文學寫作的要訣

    近期,香港作家、出版家潘耀明(筆名彥火)著《這情感仍會在你心中流動》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本書精選了他與巴金、錢鍾書、沈從文等現代文學名家的交往研究文章,同時配以書信、手稿、照片等珍貴資料。這些文章中,作家茹志鵑與他深入交談的文字曾遺失已久,三十余年后失而復得首次面世,在這篇訪問記中,茹志鵑講述了自己走上寫作道路的過程,并透露了寫好短篇小說的要訣。

    小說家茹志鵑

    在20世紀80年代初,上海文壇有一顆閃爍的文化之星——茹志鵑。茹志鵑是聞名遐邇的小說家王安憶的母親。那個時候,王安憶還未躥紅,所以傳媒提到王安憶時,往往稱“茹志鵑的女兒”,后來王安憶聲名鵲起,青出于藍勝于藍,傳媒筆下的茹志鵑寫成“王安憶的母親”。

    當時茹志鵑寫了一個短篇小說——《剪輯錯了的故事》,轟動了中國文壇,獲得全國短篇小說獎,聶華苓讀了這篇小說,大為激賞,并于1983年邀請了茹志鵑、王安憶母女到美國愛荷華參加“愛荷華寫作計劃”。當年王安憶還是作為茹志鵑女兒的名義參加。

    筆者也是這屆受邀的香港作家,同一屆的華人作家之中,還有內地的吳祖光、臺灣地區的陳映真和七等生。

    “愛荷華寫作計劃”活動長達三個月,我們這些華人作家相處融洽無間,茹大姐——我們對她的昵稱,對我這個形單影只的香港年輕人,更是多所眷顧。我在這一期間,曾對茹志鵑做了一次深入訪問。返港后,根據錄音整理了一篇訪問記。這篇訪問記后來一直找不到。1998年10月7日,茹女士逝世,我曾翻遍了所有抽屜,兀自找不到。

    三十二年過去了。最近搬了一次家,赫然在我的一個舊公文包內發現了,喜出望外。原來我當時鄭重其事地放在公文包的內層。

    后來我把這篇訪問細讀一次,覺得個中不乏過去不少未所聞見的珍貴資料。

    茹志鵑(1925—1998),筆名阿如、初旭等,祖籍浙江杭州市,1925年9月13日生于上海市。先后出版了短篇小說集《高高的白楊樹》(1959,上海文藝出版社)、《靜靜的產院》(1962,中國青年出版社)、《愛的權利》(1980,四川人民出版社)等。

    《剪輯錯了的故事》榮獲1979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好評如潮。聶華苓在一篇題為《中國大陸小說在技巧上的突破——談剪輯錯了的故事》的文章中指出:“它在結構、人物刻畫和觀點上都是創新的;而且,整篇小說充滿了溫柔敦厚的諷意和詼諧?!?/p>

    茹志鵑是內地具影響力的作家,她擅于從生活中提煉有意義的主題,并加以深化,加上她特有的細膩筆觸、巧妙的構思、嚴謹的結構、鮮明的人物性格,使她的作品充彌濃郁的生活氣息和強烈的感染力。

    以下是訪問記——

    彥火(以下簡稱“彥”):您只念了四年書,怎樣從自學走上文學道路的?

    茹志鵑(以下簡稱“茹”):我還是從童年時代談起。我還未進入過正式的學校念書。七八歲時,生活比較艱苦,開始認識幾個字以后,我便很喜歡看書。在書里面我得到另外一個世界。開始的時候什么書都有,很多字我不認識,我就跳過去,我那時大概十歲左右,看《水滸傳》《七俠五義》??

    彥:您這樣早培養讀書的興趣,跟您家庭背景有沒有關系?

    茹:我的父母老早便逝世了,我當時跟我祖母,生活很艱苦,沒有一個固定的地方住,有時跟我祖母到杭州的親戚家里,有時到上海的親戚家里,這樣不斷來回走,一方面是接受親戚對我們的接濟幫助,另一方面找些手工做。由于生活很困苦,我只好在書里找另外一個世界,而忘記我現實世界中的一些憂慮。我自小就得為家里的柴米油鹽發愁。我是這樣開始接近文學的。到我稍為長大一點,大概十二歲的時候,接觸到《紅樓夢》,我曾經有篇文章講到我在杭州住的那個地方,題目是《紫陽山下看紅樓》,這個大雜院各式人等都有,都是很底層的一些人,做火柴匣子的,也有失業的。有個米業的老先生,古文底子很好,字也寫得很漂亮。我們這個大雜院里,就只他的女兒能上小學。別的青年,譬如做鞋底的,就沒有機會上學。這個能上學的女孩子很驕傲,我就感到她很自以為了不起。但是我心里面也很不服氣,上學念書有什么大不了,念書嘛,不就是念,我在家里也可以念,我讀《紅樓夢》的時候就把它當作一本教科書來念,把《紅樓夢》里的詩詞都背熟,背的時候我不一定理解它,但背了后我在生活中逐漸慢慢地了解。

    彥:您曾進過孤兒院,是嗎?

    茹:十三歲時祖母死掉以后,我因為沒有家,只有一個哥哥,后來哥哥自己也沒辦法生活,把我送到上海一個基督教辦的孤兒院。我記得我進孤兒院的時候,我什么財產也沒有,我只帶了一本書。到現在我還記得,我帶的書是《愛的教育》,這本書對我也起很大的影響。我念《愛的教育》的時候,讀了就哭,我沒有機會進學校念書,我就自己讀,我自己寫毛筆字,背這些書,到現在有些我還記得,這是我在孤兒院的情況,說明我當時已十分喜愛文學。

    從孤兒院跑出來

    茹志鵑是靠刻苦自學而幡然成為大家的。以下是關于茹志鵑的自學和踏上作家之路的答問——

    彥:您不是念了四年書嗎?

    茹:我后來去念四年書是這樣的,大概在我十歲時,讀過一年小學——非常巧的,我就住在小學校的樓上,那個小學是當時上海文聯主席鐘望陽辦的。他當時是地下黨,在那里辦普及小學,他辦這個小學是作為一個掩護,我因住在他們樓上,就到他們學校去念書,我念了一年,后來就沒有辦法念了,后來從孤兒院出來以后,到上海去補習學校念一年,我念的是語文、會計、珠算。

    彥:您在孤兒院待了多久?

    茹:我在孤兒院大概半年左右。

    彥:您怎樣出來的?

    茹:我懂得一句話:不自由,毋寧死。因為在孤兒院,我最受不了的是不準我看書。孤兒院上半天課,教《圣經》,另外半天做工——女紅、縫紉。幾十個孤兒住在一個房子里,不讓你出去,我最不習慣,便自己跑出來。

    彥:為什么又到上海婦女補習學校念書?

    茹:第一,它不像普通學校那樣收費,它是根據你要學什么而選科,只象征式交點學費;第二,可以住。我從孤兒院出來沒地方住,哥哥給我一點錢,在婦女補習學校念了一年。哥哥自己的收入很有限,后來我又到美國人辦的教會學校念《圣經》,那個學校也可以住,供應伙食。但念的書是《圣經》,念了一年正好太平洋事件,美國人離開了,那個學校就沒有了。沒有書念以后,我約哥哥到了浙江天目山武康現代中學念了一年。那時候年紀比較大,我想我無論如何要有個畢業文憑,我就插班,考初三,直到初中畢業。我前后是這樣念了四年書,混到了一張初中畢業文憑?;斓轿膽{以后,到上海,住在我哥哥的愛人家里。我開始教小學,教了半年,我就離開上海,到了蘇東文工團以后,這才是我真正愛好文藝的開始,有戲劇、音樂。

    1986年彥火到上海探望茹志鵑,攝于她在上海愚園路內一條小弄的家

    彥:您最初接觸的新文學作家是誰?

    茹:最初接觸的是魯迅,另外還有解放區的作家。到了1945年,我集中念了些俄羅斯的文學,還有19世紀的外國作品,如羅曼·羅蘭、托爾斯泰、契訶夫、屠格涅夫等的作品。

    彥:您什么時候開始創作?

    茹:我很早便練習自己寫詩、寫筆記。我的目的不是為了發表,我只是自己覺得寫出來心里很高興。到淮海戰役前,文工團的分工比較細,除演出之外,成立了創作組,把我分派在創作組里面。我開始寫廣場歌舞劇,寫快板,什么都寫?;春鹨壑?,我們演了正規的話劇。我是創作組的組長,深入到徐州去,徐州的火車站很大,我去待了很久,我寫了幾個話劇如《八○○機車出洞》等,主要是歌頌工人階級的。

    彥:您正式發表的處女作是什么?

    茹:我正式發表作品應該是參加革命以前。我不是做了半年小學教師嗎?在做小學教師時,寫過一篇題目叫《新生》的散文,大約一千多字,投給報館,它發表的時候,我已離開上海,后來才知道它發表了。然后到了解放區,我又在蘇東報上寫稿,先是寫了一篇散文,題目我忘掉了,內容寫國民黨地區學生的苦惱。然后第三篇是《八○○機車出洞》話劇本。這個話劇是集體創作的,但是由我執筆。

    拼了命創作

    茹志鵑的童年、青少年人生道路都是坎坷、崎嶇的,她在非常艱苦的環境下堅持創作,套她的話是“拼了命”。

    她的真正創作生涯是在她踏入天命之年(五十歲)才開始。她的創作道路也不是一馬平川的——

    彥:您比較大量地創作是什么時候?

    茹:新中國成立以后,我就比較快嘗試話劇以外的其他寫作形式,如小說創作,我是在1949年、1950年間寫第一篇小說,是在上?!段膮R報》連載,題目名是《何棟梁與金鳳》,寫一個護士愛上了戰斗英雄的故事。一個護士愛上了一個受傷的戰斗英雄,這個戰斗英雄傷好了,需要重返前線,當時他心里非常矛盾,一方面很舍不得她,一方面是前方在召喚,重返前線以后,可能有傷亡;另一方面,護士愛他的正好是他的勇敢。所以他非常矛盾。當時我覺得有點小資產情調,一直沒有把它收編進單行本,將來有機會我會把它收進去。

    彥:《百合花》應是您的成名作吧?茅盾很是賞識。聽說這部作品的發表經過很多周折。

    茹:主要是茅盾先生提過它?!栋俸匣ā肺蚁燃牡健督夥跑娢乃嚒?,被退稿;寄到《長江文藝》,又被退稿;后來又轉送去《延河》,終于發表了。從《百合花》之后,我自己也拼了命,除了自己有了信心外,一方面因感激茅盾的推薦和鼓勵。

    寫好短篇小說的要訣

    雖然茹志鵑早年曾參加過革命,寫過不少革命題材作品,但作品中閃爍著人性的光輝,加上清新細膩的文字,往往令讀者留下深刻的印象,晚年她仍創作不輟,以自己的經歷寫了長篇《她從那條路上來》。

    彥:您后來寫《兒女情》?

    茹:這個我是聽說來的。比如說愛子心切,孩子希望他成龍,這里面也有我自己在內。革命是我們入城之后,子女都是背包袱。結婚之后,有了孩子,到了60年代、70年代、80年代,孩子長大了,他們承認你這父母是一個高峰。過去這問題不存在,過去還未結婚。

    彥:除了這些作品,聽說您還在寫一個中篇《她從那條路上來》。

    茹:中篇已經發表了,在《收獲》發表,十一萬字。

    彥:這個小說在氣魄各方面是不是比其他小說要大?

    茹:這是我的第一個中篇,在掌握節奏上進行得比較慢,它有短篇的特點,因為里面牽涉到幾個不同的問題,分開來都可以成為短篇。寫的是20年代、30年代的婦女。我計劃里還有續篇,希望續篇里能改進一點,節奏放快一些。這些東西不寫出來我感到很遺憾。絕大部分是我自己的經歷。正編寫我童年到少年一部分,也即是已發表了的那一部分,現在我正在寫青年部分,第三部分是參加了解放軍以后。

    彥:如果寫完,規模很大吧?

    茹:寫完之后是三四十萬字。(茹志鵑的《她從那條路上來》原計劃寫三部。茹志鵑只寫了第一部,1998年逝世前并未寫完。后來由她女兒王安憶根據其遺稿及大綱整理、編選,并按其大綱,實地拍攝照片,完成了乃母的心愿。)

    彥:您是不是可以講講您的創作體驗、感受,在創作小說方面,您覺得要具備什么條件?

    茹:第一,我所寫的東西是人們所接觸的生活,共見的生活,但我寫出來,終歸要給別人看見更深入一點的生活,沒有這一點的話,讀者是不會愿意看。因為你也看見,我也看見,我為什么非看你不可,我一定要給人家比生活更深一點的東西。第二,我非常注意小說的開頭,因為小說開頭,是很緊要的關頭,讀者拿上你的小說,如不讓他扔下來,一個主要關鍵是決定于作品的開頭。讀者為什么要看你的東西。從藝術上,要提出從矛盾設置懸疑,要有所表現。第三,是把故事從繁雜化到單純,因為故事越是繁雜,越難寫成短篇。我覺得短篇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比長篇難寫,把很復雜的故事揉到很單純、意義很深刻,也是一部小說成功必備的條件。

    彥:您在創作中是否比較重視思想性的東西?

    茹:這點是很重要的。為什么讀者喜歡看你的作品而不直接去看生活呢?因為你的作品有思想的深刻性,除非你寫愛情小說、武俠小說。一般嚴肅的文學家,給人家一點思索的東西,非要這樣不可。我過去讀的書——我認為好的書,一是在閱讀當中能對我有所啟發,給我一些我沒有想到的東西。讀者閱讀后,對一些東西有新的認識,這才是好的小說。

    彥:今天內地年輕作家與老一輩作家有很大不同,前者不大考慮給讀者以教育性、啟發性,他們更多的是忠實反映生活,越真實越好。

    茹:我覺得他們忠實生活,寫好這一個生活,或者那一個具體生活,就會產生社會效果。茅盾評我的作品,他認為我小說里面的正面人物,恰恰不是蓮花座的人(彥火按:意指觀音菩薩),應該是說文學的目的不在于教訓人,只是讓你看了以后,使你有所得。

    彥:那要不要考慮社會效果?

    茹:我認為在文學方面,情況比較復雜。有很多人從舊社會過來,出污泥而不染,在30年代上海這個地方,是各種各樣的人都有,在香港這種社會,能保持這種理想就比較難能可貴,但這種可貴的東西,是存在的。

    彥:中國近百年來,除了“五四”后,產生過一批重要的新文學作家,逾半世紀,好像還沒有出現像“五四”那么重要的作家,您覺得問題在哪里?

    茹:對當今的中國作家,我是存在一些希望的。這個還是有些依據,從青年作家來看,我覺得重要作家可能在這批人中產生,有些正在冒出頭來。從學術上來分析,我們30年代一批老作家,他們又是作家又是學者。而我們這一代不一樣,我們是作家,但我們不是學者。因為環境的關系,我們青年時代是在戰火中度過,所以像我這樣年齡的人當中,學者很少。而我們年輕的人當中,他們可以彌補我們這方面的不足,例如像張承志這樣的作家,已經開始露出鋒芒,將來的發展不可預料。他是個學者,搞地質的。像有一些年輕人,他們還有時間,還來得及,可以去讀書。他們讀書的條件和環境比我們那個年代好。如張承志、史鐵生,他們年紀比較小,要補上這一課總不難,而他們正在補。國內也提供很多條件給他們,他們還比較有希望,既是作家,又可以成為學者。

     

    這篇訪問記是1983年秋季在美國中西部愛荷華大學參加“國際寫作計劃”期間做的,塵封三十余年后,終于可以披載,借此遙祭把一生獻給文學事業的可敬可愛的茹大姐!

    節選自潘耀明《這情感仍會在你心中流動》(作家出版社 2021年6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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