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戶登錄投稿

    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鑄就新時代中國文學經典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 蔣述卓 李石 吳楠  2021年06月15日16:21

    新中國文學是新中國精神的重要載體。作為一種感性媒介,新中國文學的審美潛力、情感強度充分影響并塑造了民眾的情感結構和精神世界。圍繞新中國精神與文學發展及文學經典形成之間的關系,記者采訪了暨南大學文學院教授蔣述卓、中山大學中文系青年學者李石,以期通過對新中國精神與文學經典形成之間互動關系的探討,推動文學發展。

    從文學視角發掘新中國精神內涵

    《中國社會科學報》: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之文學。文學反映著時代與現實的一般規律。應該說,新中國文學的發展與新中國精神密切相關。

    蔣述卓:是的。國家意志往往規約著文學的生產,決定著文學的語言、想象、虛構等方式,新中國文學是新中國精神的審美表達。新中國文學的發展進程,不僅受社會主義實踐過程中國家意志的影響,同時,其更為強大的精神動力還在于文學與政治之間的復雜互動。

    《中國社會科學報》:在新中國文學中,新中國精神表現出何種形態,呈現出何種規律?

    蔣述卓:我們可以從四個歷史分期來概括文學中的新中國精神表現形態。一是1949—1976年,新中國精神主要表現為“愛國主義精神”“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精神”“民族團結精神”。二是1977—1991年,主要表現為“反思精神”“改革開放精神”“與時俱進精神”。三是1992—2012年,主要表現為多元共融精神。四是2013年以來,主要表現為人民創造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精神。

    這四個歷史分期,一定程度上能夠說明新中國精神走向的某種規律。首先,這四個時期的文學中的新中國精神不可能截然分開。一種精神并不只屬于某個特定時代,比如 “愛國主義精神”實際上貫穿于新中國文學各個階段,只是在1949—1976年這個時期,文學對中國革命歷史記憶和愛國主義精神的呈現更加突出。其次,這四個分期與中國社會主義不同時期的重要歷史階段具有同步性,這是因為新中國精神演變與社會時代發展緊密關聯。再次,前期可總結的精神表現形態多,后期可總結的精神表現形態少。尤其是1992年以來中國社會的發展使得我們很難用一種確定的精神形態去描述和概括,因而“多元共融精神”或許會是比較恰當的表述。當然,這或許還涉及歷史積淀問題。

    《中國社會科學報》:對新中國精神在文學中的表現形態進行梳理后,又該如何從邏輯或理論層面對新中國精神進行界定?

    蔣述卓:我們從三個層面對此做了初步闡述。從歷史層面看,新中國精神是指新中國成立以來不同時期具有引領性的精神品質。從當下層面看,是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靈魂的新時代中國精神。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中國精神就是“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這在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社會實踐中可以看到。而從未來層面看,新中國精神處在一種“未完成”狀態,這就需要一系列社會實踐尤其是文學實踐來豐富新中國精神。

    新中國精神引領文學經典生成

    《中國社會科學報》:在文學發展歷程中,產生了眾多文學經典作品。什么樣的文學創作才可稱得上文學經典?

    蔣述卓:這是一個很難籠統回答的問題。社會時代風氣在變,文學的審美標準也在變。習近平總書記曾這樣解釋文學經典:“經典之所以能夠成為經典,其中必然含有雋永的美、永恒的情、浩蕩的氣。經典通過主題內蘊、人物塑造、情感建構、意境營造、語言修辭等,容納了深刻流動的心靈世界和鮮活豐滿的本真生命,包含了歷史、文化、人性的內涵,具有思想的穿透力、審美的洞察力、形式的創造力,因此才能成為不會過時的作品?!边@可以看成是對“何為經典”以及“作品在何種層面上能夠成為經典”的相當宏觀和精確的概括。

    簡要來看,首先,文學經典是歷史化的產物,它代表了一種審美典范,一種最高序列的審美等級。其次,文學經典通過特定的文化選擇,而在漫長的時空流轉中形成不同民族文化傳統的精神記憶。比如《史記》、唐詩宋詞、《紅樓夢》等,一定程度代表了中國文化的最高審美等級。比如17年紅色經典文學,它所承載的革命歷史傳統、歷史記憶及其審美凝聚力,直到現在依然構成當代中國發展的重要精神資源和動力。

    《中國社會科學報》:在您看來,影響文學經典生成的要素是什么?

    蔣述卓:“文學經典的生成”這個命題本身帶有一定的西方后現代視角,即避免以一種靜止不變的、本質主義的立場來看待文學經典,要充分意識到文學經典生成的復雜社會歷史條件。文學經典并不單純體現為一種市場趣味或個人審美趣味,而是受到民族傳統心理、現實語境、社會體制、文化生態等多重因素的制約和影響。

    《中國社會科學報》:我們又該如何界定文學經典生成的規律?

    李石:新中國文學經典的生成一般需經過“文學制度—文學創作—文學批評”三個環節相互交織、相互制約的辯證發展過程。首先,國家意志作用于文學體制,從而進一步規約文學創作。其次,文學創作者需要將國家意志內化為自身的精神和情感結構,創作出具體的作品,以藝術的感性形象來感召受眾。最后,文學作品必須引起受眾的普遍反響和關注,并經過理論批評家的不斷介入和闡釋。

    《中國社會科學報》:新中國精神如何影響著文學經典的生成?應如何辯證看待二者的關系?

    李石:立足于中國社會主義實踐來探討新中國精神與文學經典的關系,應該避免后現代主義那種極端的反本質主義傾向,以建構性視角審視文學經典生成與宏觀政治文化生態之間的良性互動關系。

    作為國家意志組成部分之一,新中國精神很大程度上是以一種主流意識形態的方式影響和規約著我們對文學作品的選擇以及文學經典的生成。如果說,新中國精神為20世紀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建設、改革等不同時期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凝聚力和推動力,那么在這個過程中,文學作為一種感性化的審美符號,不斷加強和豐富了新中國精神的審美感召力。我們將這個過程概括為“審美轉換”。新中國精神對文學經典的生成必然具有一種召喚性和引領性,因而文學經典篩選的標準總會受到國家意志的規約和影響,而文學生產機制乃至文學創作者也會相應地調整自身的運作方式、應對方式,生成新的文學經典從而豐富和拓展“新中國精神”。這一辯證實踐過程也推動著文學和文化傳統在新的時代語境中實現革新和價值轉換。

    文學要積極回應時代精神訴求

    《中國社會科學報》:在新中國70多年的文學生產機制中,新中國精神、作家群體和人民群體的關系是否有所變化?

    蔣述卓:在新中國前30年的文學生產機制中,三者的關系非常緊密。新中國精神在政治立場、寫作題材、表達內容、藝術形式等觀念層面對文學進行引導和規范。近40多年來,盡管新中國精神依然支配著作家的話語表達,但是作家主體性卻得到了很大彰顯,甚至形成了有著高度自主運作能力的“文學場”。它通過文學共同體內部認可的藝術性標準,對文學作品進行學院化評價,并在立場上包含對政治和市場的雙重疏離。

    而互聯網時代的到來,以及不斷加深的市場化、大眾化趨勢,使長時間被壓抑的通俗文學市場突然間蓬勃生長起來。由此,文學的生產在一定程度上逐漸被市場消費需求所支配。中國當代文化生態隨之迎來了多元共融時期。這種狀態其實是社會價值構建過程中的必經階段。在這一過程中,現實主義重新得到強調,近40多年與前30年的接續使當代文學又形成了一個連續體。

    近年來,文學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有機聯系進一步強化。重新認識文學創作與社會、政治、經濟、歷史、現實等因素的關系,調整文學的組織方式和運作方式,密切文學與時代的關系,成為新時代推動優秀作品和文學經典生成需解決的重要現實問題。

    《中國社會科學報》:具體來看,應如何強化文學與時代的關系?

    李石:強化文學與時代的關系,涉及當前如何看待新時代文學存在價值的問題,最重要的是對當前的時代狀況有清醒認識。從政治層面看,應從“偉大事業需要偉大精神”層面認識文學所具有的作用和潛力;從思想文化層面看,應立足多樣化的文化現實,構建歷史整體性觀念。

    我們也看到近年來國家為重新激活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革命文化等作出的努力,這其實是為國家現代化建設尋求穩固的精神價值基座。文學創作者不應忽視這樣的時代趨勢,要積極回應時代精神訴求。具體到文學制度層面,國家也對新時代文藝事業提出了新要求,試圖拓寬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藝的號召力和包容面,尋求以新的表述方式重新涵蓋不斷擴大的時代精神內容,比如強調文藝對鞏固發展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的重要作用,強調不同媒介傳播力量、不同文化傳統的創新融合,強調作家協會對新文藝組織和群體的引導等。

    創作不辜負時代與人民的文學經典

    《中國社會科學報》:新中國文學70多年的發展史,為形成文學經典良性生成機制提供了啟示。在當今社會,人民需求、媒介生態、文學樣式都發生了很大變化,特別是網絡文學蓬勃發展。您認為,人們的文學經典觀念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蔣述卓:“經典”本身的含義確實在不斷變化,這表明文學經典在永恒之中具有流動性特征。過去我們講,嚴格意義上的“經典”,其實是四書五經。在西方文化語境里,“經典”大概是指具有永恒價值的、第一流的典范性作品。隨著世俗化和大眾化趨勢不斷加深,“經典”的內涵其實在泛化,尤其是新文體、類型出來后也會對原來所謂的“經典”形成沖擊,這也是時代變化所致。

    20世紀90年代以來,通俗文學發展迅速,這以國內學界對金庸小說作品的經典化闡釋為重要標志。而從2008年麥家的《暗算》獲得中國最高文學獎項之一茅盾文學獎,可以看出主流文學界在評選標準上的重要調整,也就是把類型文學也納入其中。尤其是互聯網的發展使得網絡文學及其影視化運作成為令人矚目的文化現象。這其中的變化在于,過去被認為是庸俗的、口語化的、難登大雅之堂的網絡文學,不僅成為市場大眾熱捧的消費產品,甚至國內學界和民間企業機構都在助推網絡文學的主流化,并認定了一批具有“經典性”的作品。網絡文學的興起,一定程度上也對傳統文學期刊形成沖擊,傳統文學批評家的話語權受到挑戰。當然,也要看到,一些網絡文學能夠被追認為具有“經典性”,本身還是說明,盡管網絡文學創作及接受門檻不高,其在海量生產過程中也顯得良莠不齊,但還是有一些優秀作品能夠沉淀下來,比如《慶余年》《瑯琊榜》等。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認為,應如何構建新的文學經典評價標準?

    蔣述卓:這是一個大課題。簡單來講,文學經典在當代的流傳必然要經過現代讀者受眾的檢驗,由通俗化的大眾審美趣味所選擇,但文學經典又不單純體現為通俗的一面,它還有高雅、精致的一面。除了市場選擇,它同樣需要經過傳統、歷史、社會、文化等方面的復雜作用,涉及更深遠的時空、地域上的文化選擇。而文學批評家在其中扮演著溝通雅俗審美標準的重要角色。

    《中國社會科學報》:應如何營造未來文學經典的良性生成機制?

    李石:我們可以從四個方面探討構建未來文學經典的良性生成機制。一是立足新的時代與現實發展來理解文學的存在價值,即文學如何挖掘和表現中國經驗。從世界性維度看,新時代文學可以通過文學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經驗表達來呈現。

    二是根據時代發展調整對 “人民”內涵的理解。也就是,主流價值觀應該充分重視現代受眾的審美趣味,考慮“人民性”與現代傳播媒介受眾之間如何產生認同與共鳴的問題。

    三是平衡文學批評的“自主性”和 “中介性”。文學批評既可以促進經典的形成,也可以不斷解構經典以及經典形成的話語機制。文學批評對文學經典的生成具有重要作用,問題的核心在于如何更好地界定文學批評的權力邊界,既要讓文學批評成為作品與讀者溝通的中介,又不能局限于只是規規矩矩的闡釋者;既要加強文學批評對文學創作的引領作用,又不能讓批評權力過分僭越對文學作品的闡釋。

    四是要落實到個體層面的文學創作。個體的文學創作,是新中國精神與文學經典之間“審美轉換”最為關鍵的環節。事實上,時代精神與理論批評都可以對文學創作提出各種規劃和要求,但是文學創作實際上卻難以被完全納入規定好的、統一的發展軌道,這在某種程度上會窒息文學創作的發展。但是,文學創作者也不可能無視自身的歷史文化傳統和時代要求,他們對時代的精神內容、精神意象的捕捉,總是會無意識地受到百年來甚至更為久遠的文化傳統的支配。新時代文學藝術創新必然要訴諸創作者的創造性本能,需要他們從歷史的、時代的精神中重新構造出新的感性意象,呈現人民創造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精神,在全球化和世界性維度中以“世界文學”的面貌表達新的中國經驗,在空間和時間層面實現廣泛而普遍的審美效應,創作出不辜負時代與人民的經典文學作品。

    《中國社會科學報》:是的,新時代中國文學經典的生成,最終需要訴諸既立足社會現實又深具審美感召力的文學創作。那如何產生這種文學創作呢?

    李石:好的文學創作需要培育,這就離不開前面所說的要為文學經典營造良性生成機制。具體來說,一是要尊重文學規律,文學要成其大,必然不能拘泥于一己之歡,而要積極回應新時代“人民創造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精神訴求。文學是人學,這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一種文學共識,對人民創造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精神的文學表現,應以人民為中心,扎根于社會現實土壤,立足于中國社會主義實踐中的人的生存經驗。

    二是要重視文化傳統。新的文學經典的生成離不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滋養,離不開對過去的文學經典作品的繼承,這里涉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問題。當代文學創造力的表現之一,或許在于能否重新激活傳統文化的審美基因。

    三是要重視市場受眾。在互聯網高速發展、“文化+科技”的產業融合趨勢下,文學的生產、傳播、接受、評價等各個環節都因新的媒介生態而產生了巨大變化。在這種趨勢下,文學的審美感召力不僅體現在其創作內容或審美形式層面,還在于能否適應不斷變化的媒介生態、市場需求、審美心理等。當然,以上幾點都只是在試圖營造某種氛圍和土壤。我們可以呼喚文學創作,但是文學杰作的出現一定程度上具有偶然性,并不完全由人為控制。

    日日摸夜夜添夜夜添无码